父母超生男婴被计生办抱走 失散31年后找到亲生父母

栏目:社会万象 编辑:jingyang 时间:2015-01-28 15:14:04

1月26日,张明发和邹玉花夫妇在自家饲料店里。两个月前,失散31年的儿子通过发传单找到了他们。 新京报记者 王瑞锋 摄

袁鹰的寻亲传单。新京报记者 王瑞锋 摄

为了寻找31年前因超生被计生办抱走的孩子,四川简阳的邹玉花夫妇找遍了全市,甚至误将另一个孩子当做了亲生子收养了九年。

为了找到亲生父母,31岁袁鹰(化名)把寻亲传单贴遍了简阳多个乡镇。

直到2014年11月28日上午,袁鹰在简阳市贾家镇张贴的寻亲传单,被邹玉花的一个邻居无意中捡到,转到了邹玉花手中。

父母与儿子就此重逢。

被抱走的男婴

58岁的邹玉花是四川简阳老君井乡卧龙村农民,一辈子老实本分。2014年11月28日早上4点多,邹玉花早早地醒来,透过窗外,门前的马路还是一团漆黑。邹玉花睡眠不好,一个人醒来时,她总是会想起自己的二儿子。

1983年农历四月十九,27岁的邹玉花诞下一名男婴。此前,她已经有一个三岁的儿子。

时任老君井乡党委书记的吴太章和乡计生办主任夏仕群告诉邹玉花,按照政策,超生户要么交罚款,要么孩子被抱走。

邹玉花的丈夫张明发,当时是负责管理牛羊车马的村干部,与吴太章关系融洽,他希望把孩子留在身边。

当时的乡党委书记吴太章说,四川作为全国的人口大省,计生工作非常严格,“一对夫妻只能生一个,第一胎是女孩儿也不行。”

留下这个男孩的代价昂贵。张明发被计生办带走结扎,家里1.5亩承包地被收走,并要上交1601元超生罚款。对于当时的农民来说,这是一笔天文数字。彼时,一名普通县里干部的月工资大约是30元。张明发向亲戚朋友借了1100元,凑齐了罚款。

当年10月6日,村会计到张家给这名男婴上户口登记材料,邹玉花两口子悬着的心总算落地。邹玉花说,令她意想不到的是,3天后,50多名政府人员和警察,在贾家区(后改为贾家镇)公安局领导和区计生办主任带领下,从邹玉花怀里抢走了男婴,退还了1000元罚款。邹玉花和张明发抱头痛哭。

吴太章证实了邹玉花的说法,他清晰地记得,1983年,老君井乡被抱走孩子的有两家,张明发家是其中之一。

对于当年超生儿被计生人员抱走一事,昨日,简阳市计生局一名负责人告诉新京报记者,30多年前的事情比较久远,计生局没有当年的档案资料,说不清楚。

孩子被抱走第五天,镇上要求张明发开检讨会,用大喇叭对外广播检讨实况。张明发成了超生户“典型”。不久后,张明发一家离开了村子,搬到了贾家镇上,卖肥肠和猪饲料为生。

一公里外的“寻亲”传单

这天上午9点半,天气阴沉,因为生意平淡,张明发两口很晚才吃早饭。

与此同时,一名男子和3名老太太在离饲料店一公里外的街上,散发着寻亲传单。

3名老太太就是这名叫袁鹰的男子雇来的。袁鹰一大早就驾车带着她们和一厚叠传单,从简阳赶到这里。

“我要找我的亲生父母。”袁鹰说。

31岁的袁鹰是简阳市某乡镇人,他家所在的镇子距离贾家镇40多公里。袁鹰说,打四五岁起,他就从邻居和父母口中得知自己不是亲生的,而是县计生局抱走的超生孩子,被父母领养的。“养父母以前夭折了两个孩子,对我非常好。”

自从结婚有了孩子后,袁鹰寻找亲生父母的想法越来越强烈,“就想知道亲生父母什么样,再不找人就老了。”

2013年10月,袁鹰来到简阳市计生局查档案,“我因为超生被抱走,计生局肯定有档案。”但他翻遍了计生局办公室所有的档案资料,上世纪80年代的记录,没有抱孩子的一点线索。

对于当年谁抱走了孩子、孩子送向了哪里,简阳市计生局一负责人表示,由于年代久远,并无相关档案记载,追查起来困难。但对于向计生局寻亲的群众,他们会提供信息查询等相关力所能及的帮助。

去年3月的一天,袁鹰接到了简阳市计生局的电话,说找到一个“疑似亲生父母”,也是1983年被抱走孩子的家庭。袁鹰当时在齐齐哈尔做生意,当天飞回成都。

第二天,袁鹰掏了7000元,与“疑似父亲”做了加急亲子鉴定,但双方并无血缘。“疑似母亲”不死心,又执意自掏腰包和袁鹰再做一份亲子鉴定,但结果仍是非亲生。

“拿到亲子鉴定的时候,那个妈妈哇哇大哭,我也挺不是滋味。”袁鹰说。“我们都失去了亲人。”

2014年6月,袁鹰在简阳市电视台做了一周的寻亲广告,但毫无效果,这之后袁鹰决定发传单找亲生父母。2014年11月24日,他用铜版纸印了5万份传单,以一天一百块钱雇了三个老太太发传单,“简阳全市55个乡镇,我把传单发遍全市,肯定能找到亲生父母。”袁鹰说。

根据袁鹰从计生局内部打听到的消息,自己当年应该是本地超生的孩子,而不是从外地抱来的。

11月28日上午,袁鹰发传单的第五天,发到第十一个乡镇——贾家镇。

这些传单被张贴在贾家镇的大街小巷,塞在过往路人的手中。

误寻的儿子

上午10点多,张明发两口坐在饲料店门前打发时间。

贾家镇中学门口,邹玉花的邻居张文顺(化名),看到这些传单上印着花花绿绿的字,捡起一张。回到家附近,张文顺还拿着传单。邹玉花随口问,“你拿的是什么?”

“一个娃儿在找亲生的妈和老汉儿。”张文顺说,并把传单给了邹玉花。

邹玉花仔细地阅读这份传单:“本人,男,1983年出生是因当年亲生父母超生,被简阳县计生办抱走,抱走时只有几个月大,现迫切想寻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,有知道1983年简阳县内因为超生被抱走男婴线索的请与我联系。”

邹玉花的心里顿时咯噔一下。多年来,坐在门口没事时,邹玉花总是忍不住想起只哺育了半年的小儿子,“该结婚了,或许孩子都有了。”

孩子被抱走后,张明发从简阳县计生局打听到,所有超生被抱走的小孩都有分配计划,被送给单身汉或没有孩子的家庭。他的小儿子先在一个退休老妇家里寄养了四天,后分到了平泉区(后改为平泉镇)一户人家。

在平泉区金鱼乡,张明发打听到,一个王姓单身汉刚收养了一名男婴,与自己的小儿子年龄相似,但他还没有找到这户人家,就被金鱼乡政府的人赶走了,“他们说找人有罪。”

老实的张明发此后再也没寻找过孩子,“政府做主给了别人,就是人家的娃了。”

张明发夫妇没有想到的是,1997年,当年没找到的王姓单身汉,竟然找到张家,并送来一个14岁的男孩,“那个单身汉说,这就是我们当年被抱走的儿子,他养不起了。”

张明发将信将疑——男孩的头上只有一个“旋”,“但我头上有两个‘旋’,我儿子应该也有两个‘旋’。”

为了打消疑虑,张明发带着男孩到简阳第二人民医院,鉴定是不是亲生的,医生告诉张明发,按照血型推测,“差不多是亲生的。”

两口子对这名男孩倾尽心血,“送他读书,当兵,复员后送他去驾校,给他攒钱买了辆小货车。”但在抚养了9年之后的2006年,这名男孩不辞而别,与张家断绝了联系。

张明发夫妇十分伤心,“我不怪他,他应该是知道自己的身世,去找亲生父母去了。”

他们从此尽量不再提小儿子的事情,仿佛这个人从未出现过。但2014年11月28日上午,一份寻亲传单,再次点燃了邹玉花的希望。

她决定,给传单上的这个人打个电话。

认亲

10点半左右,袁鹰的寻亲热线电话响起,打电话的正是邹玉花,“我在1983年丢了个娃儿,我们见一下子嘛。”

接到电话后,袁鹰并没有十分激动。五天来在十一个乡镇散发的传单,让他每天都能接到五十多个像邹玉花这样寻亲的电话。

此时,外出散步的吴太章也看到了传单。吴太章退休后,搬到了贾家镇上居住,与张明发相距不到两公里。但两家没有再来往过。

不到10分钟,一辆轿车疾驰而来,停在张明发店门前。

刚下车的袁鹰还未来得及寒暄,张明发跑过去一把拉住他,要“看脑壳”。“我是‘双旋’,你上来就看脑壳,很有可能哦。”袁鹰说。张明发夫妇和袁鹰三人当即赶到了成都一家医院做DNA亲子鉴定。

这是袁鹰第四次来做亲子鉴定,医生很熟悉他了,笑着说,“希望你这次能找对。”

虽然鉴定结果没立刻出来,但张明发和袁鹰的眉眼棱角十分相像,袁鹰暗自认定,张明发夫妇就是自己亲生父母。他停止了发传单,回到东北边打理生意边等结果。

半个多月后,12月16日,袁鹰和张明发夫妇都拿到亲子鉴定,结果显示,邹玉花是袁鹰的生物学母亲。已经回到齐齐哈尔的袁鹰第二天便赶回简阳市贾家镇,冲着张明发夫妇喊爸妈。

1983年农历十月初六,张明发给儿子取名叫张华勇,“希望他勇敢地生活”。3天后儿子被抱走。

2014年11月28日,张明发夫妇再次见到儿子时,这天是农历十月初七,“整整31年过去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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